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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在西安火车站遇到马成霞的。当时我正在向工作人员咨询如何才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到达甘肃地震灾区文县，突然一个妇女挤过来打听如何坐车去汶川。“5.12”以后，汶川就是那次四川地震的代名词。
她是山西省平遥县的一个农民，初中毕业，家里有两个孩子，大女儿9岁，小儿子16个月。她从平遥坐上火车，经西安，方向是四川汶川，目标是去做个志愿者。
马成霞告诉我，她是因为在电视里看到一个七八十岁的老婆婆在灾区义务给大家做饭后，被感动了，“既然那么大岁数的一个老太太都可以当志愿者”，“自己也可以帮助灾区做点事情”。
而且，如果真的没有什么工作可以做，她打算领养一个灾区孤儿，因为，在她离开家的时候，她只告诉了她9岁的女儿，她的女儿对她去灾区表示支持的唯一理由就是，希望妈妈可以领养一个灾区的孤儿。
她的举动让我很吃惊。我一度很激动地告诉她，在她的身上我看到一种民间意识的觉醒，让我开始对我们这个国家重新思考。就像奥威尔在《1984》中提到的，“如果有希望，希望在无产者身上”。我想，当我们这个国家的农民的公共意识开始觉醒的时候，一场转折性历史变革也许就要发生了，过去是这样，未来也是这样。
不过，在马成霞身上，我也仅仅是看到了意识的觉醒，他们在实现自己意识的过程中还需要更多历练。表现之一就是，她为自己的志愿者之旅所做的准备就是6个馒头，而且这6个馒头，在她从平遥到西安的火车上吃了一个，在等西安到天水的火车时，她又吃掉了一个，而剩下的四个，到达天水以后就馊掉了。
在和我一起经历了灾区的情况以后，我建议她直接回家吧，看看灾区的情况，有颗奉献的心也已经很让人很感动也很感慨了，所以，后来从四川广元回到西安以后，我给她买上了回平遥的车票，把她送走了。
不过，她走的那一刻，我还是很乐意地认为，这个国家新的希望分明已经在平遥的一个小村庄开始萌芽了。
